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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人物身上承载的深情大义

  《鹿鼎记》是金庸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韦小宝则是金庸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主人公。与其他“侠之大者”不同,韦小宝的性格显得格外“流氓”,其成长环境也颇为独特:

  扬州市上茶馆中颇多说书之人,讲述《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等英雄故事。这小孩日夜在妓院、赌场、茶馆、酒楼中钻进钻出,替人跑腿买物,揩点油水,讨几个赏钱,一有空闲,便蹲在茶桌旁听白书。他对茶馆中茶博士大叔前大叔后的叫得口甜,茶博士也就不赶他走。他听书听得多了,对故事中英雄好汉极是心醉,眼见此人重伤之余,仍能连伤不少盐枭头目,心下仰慕,书中英雄常说的语句便即脱口而出。

  韦小宝在茶馆里耳濡目染,从说书人讲述的英雄传奇、江湖故事中获得了最初的人格启蒙。作为当代中国讲述江湖故事的第一高手,运笔至此,金庸心中所想,会不会是他自己在香港多年来从事的“说书”生涯?金庸会不会也曾渴望通过英雄传奇、江湖故事启蒙一批现代“韦小宝”?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弄清楚金庸创作韦小宝这一“听书人”的核心意图。

  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书剑恩仇录》或《射雕英雄传》就是“认真”的小说。相反,《鹿鼎记》乍看之下就是对“认真”传统的颠覆:韦小宝尽管渴望投身到说书人营造的“义气”生活中,却始终凭借“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态度应对江湖斗争,这构成了对过往侠义英雄叙事的消解与嘲讽,进而让许多人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高高在上的儒家行为模仿坍塌了,真实与谎言纠结在一起难分难解,就连高尚的目的也总是要用不高尚的手段来实现。”(田晓菲,《留白:秋水堂论中西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

  的确,就《鹿鼎记》整体的基调来说,韦小宝言行粗鄙,欲壑难填,手段下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流氓成为素来崇尚英雄的武侠叙事的主角,这不是反讽是什么?

  但也得承认,这个流氓依然崇尚英雄,并且的确做了不少英雄该做的事情,包括智擒鳌拜、庇护天地会、打压吴三桂、为陈近南复仇等。和堂吉诃德一样,韦小宝对虚构故事中的英雄事迹表示由衷的敬意,并渴望模仿这种生活。尽管如此,堂吉诃德这一人物的喜剧性在于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遭遇失败,韦小宝的喜剧性则在于其生活上频繁的成功——甚至在行侠仗义方面,韦小宝也“干得不错”。韦小宝在人格品质上比之郭靖、乔峰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但相较之下,韦小宝既不背负国仇家恨,也不沉陷于身世谜团,进而也就没有被英雄的悲剧命运所困扰,以至于“无往不利”,走向了最为圆满的世俗生活。在整部小说里,韦小宝对英雄的向往,似乎与他现实中的喜剧命运毫不冲突。或许,这是一种超出传统的新式英雄人格。

  现代知识分子在书中所看到的“反讽”,也许并非金庸本人真正的创作意图。至少,金庸的老朋友倪匡,就对这种书生气明显的解读表示不以为然:“习惯在小说中看到道德完美无缺的人当主角,一看到了一个油腔滑调、表面上不学无术的人,居然成为主角,会很不习惯。”但是,只要细致品读,不难发现韦小宝“不但有学,而且有术”“深通做人之道、交友之义,精娴赌博之理、用兵之策,熟练应对之法、奉君之方。”相反,“知识分子的性格,绝大多数与这类人物恰好相反。也最容易看不起这类人物,在心中嫉妒这类人物。”(倪匡,《再看金庸小说》,重庆大学出版社)言下之意,在倪匡看来,金庸塑造韦小宝这一人物并非为了造武侠英雄叙事的“反”;毋宁说,金庸是在“补全”世人早已固化但有所欠缺的江湖想象,帮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中国武侠叙事传统中阴暗尘封但又不可或缺的那些部分,以此揭示另一种正面“英雄”的可能性。

  倪匡的说辞暗示,韦小宝之“学”不是正统的儒家四书五经之学,但却有着其他的传统源流。这些“学”或“术”的源头,均是说书人的口若悬河。如果承认韦小宝身上具备纵横家(“应对之法”)、兵家(“用兵之策”)乃至于法家(“奉君之方”)和道家(“做人之道”)色彩,并且看到他是通过听书、听戏学会这一切的,就不难理解金庸并非旨在反讽中国的民间英雄叙事传统,而是要强调这一叙事传统具备通达中国“九流十家”整全思想脉络与伦常义理的文化基因。“武侠小说中的人物,绝不是故意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唱反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

  宋元以来,小说戏曲的流行催生了新式的民间教育启蒙手段。英雄故事动人心魄,令听众刻骨铭心。英雄人物身上承载的深情大义,也随之传递到普通民众心里。到今天,这种通俗教育手段依然盛行。当梁启超强调“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时,他所想到的并非仅仅是西洋小说与现代启蒙主义的关联,还有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小说教”对明清社会精神文化品质的全面影响: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认为小说应当为中国的封闭愚昧的民风承担责任,进而要为社会积贫积弱的现实承担责任;反过来,振兴承载“新观念”的“新小说”并以此来“新民”,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一个世纪过去,梁启超的观点早已成为文学史常识,任谁都不会忽视小说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形式对民众在思想、气质与道德方面的重大感染力。金庸让韦小宝在茶馆中通过听书听戏领悟了“九流十家”的思想,也就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在我们的时代,有人光靠看电影就学会了积极拼搏或八面玲珑,这和古代有什么分别?

  但金庸肯定不会像梁启超和更早的儒家知识人那样,谴责茶馆说书文化把中国的小孩子带坏了,否则,他不会写一个韦小宝的“喜剧”结局出来,更不会将他“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金庸写韦小宝,或许是为了转换过往的笔法和心态,来凸显长期以来为“认真”的主流英雄叙事所遮盖的那些道理。金庸解释过韦小宝身上中国人的主要性格特征:

  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的身上了。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韦小宝这小家伙》)

  金庸有自觉承继“小说教”的雄心,他刻画韦小宝,也就并不是想要讽刺或颠覆这种传统,而是要通过《鹿鼎记》这部封笔之作穿透过去武侠叙事中的许多“附加价值”,直接凸显中国现实江湖文化的核心伦理。为了达到这种效果,金庸采取了近乎冷眼旁观的叙事笔法,让韦小宝这个人物在表面上与孔孟之教、仁义礼信彻底绝缘,同时,让其用“天真”的少年视角观察江湖险恶的本真状态。但在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历练之后,可以看到,在韦小宝的身上,一种似是而非的带有儒家色彩的伦理取向——讲义气——总是无法被“江湖险恶”彻底清除。江湖再复杂、黑暗,韦小宝再“流氓”,也得将“义气”作为其最基本的实践尺度。用金庸本人的话说:

  ……他加入天地会后,接受了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不过这些道德规范与士大夫、读书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江湖上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韦小宝这小家伙》)

  “义气”是韦小宝人之为人的核心伦理,也是《鹿鼎记》旨在说明的江湖核心伦理:哪怕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后英雄”江湖,一切附加在英雄人格之上的高尚道德取向都被抽拔殆尽,但只要还有人“讲义气”,就还有在特殊时刻涌现“英雄”的潜能。就此而言,《鹿鼎记》不是在解构英雄主义,而是在直面英雄主义消逝的难题,并提出一种应对的可能方案。这种方案就是,通过关于“忠肝义胆”“侠之大者”的街头巷尾说书叙事,保存一种对英雄品质的向往;同时,又将高不可攀的道德尺度降低为凡俗可及的“义气”,既方便“在社会上做事”,又能维持一套稳定的共同生活尺度,为英雄的来临提供准备。

  那小孩见到这只大元宝,不禁咕嘟一声,吞了口馋涎,暗暗叫道:“好家伙!”但他听过不少侠义故事,知道英雄好汉只交朋友,不爱金钱,今日好容易有机会做上英雄好汉,说什么也要做到底,可不能脓包贪钱,大声道:“咱们只讲义气,不要钱财。你送元宝给我,便是瞧我不起。你身上有伤,我送你一程。”

  第一次看到茅十八所赠的元宝时,韦小宝讲了“义气”,显出了视钱财如粪土的英雄气概,或许,这还是源于年少气盛。但是,当茅十八表露江洋大盗身份后,韦小宝最终还是放弃通风报信,这一细节揭示出“义气”已经深入其骨髓:

  韦小宝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如得了这一千两赏银,我和妈娘儿俩可有得花了,鸡鸭鱼肉,赌钱玩乐,几年也花不光。”见茅十八仍是侧头瞧着自己,脸上神气颇有些古怪,韦小宝怒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猜我会去通风报信,领这赏银?”茅十八道:“是啊,白花花的银子,谁又不爱?”韦小宝怒骂:“奶奶!出卖朋友,还讲什么江湖义气?”

  这哪里有半点某些学者所言的“利己主义”呢?单从这两次抵御金钱诱惑的情节来看,就足以证明韦小宝在人格品质上完全可以胜任中国江湖武侠小说的男主角,更不用说他之后三番五次彰显出重义轻利、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我们不妨再让金庸的知己倪匡来解释一下原因:

  天下有在金钱面前、大量的金钱面前不动心的市井流氓乎?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只怕在大量金钱面前能拒之不要的君子,也少之又少了吧?(倪匡,《三看金庸小说》,重庆大学出版社)

  原来,唯有联系“现代社会”重利轻义的本质特征,才能看懂韦小宝这种纯真丰满的“义气”的可贵,进而理解金庸设计这一人物,在什么意义上为正在逐渐融入“现代社会”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榜样。当国门打开之际,金庸小说立马就在全国风行,其原因可能正在于其中包含着让中国人既能“在社会上做事”,又能“重江湖义气”的人格机制吧。

  如若韦小宝视钱财如粪土,那么,他为何不选择在帮助茅十八之后销声匿迹、回到妓院中继续厮混,而是主动提出要跟茅十八去京城?韦小宝上京,看似是因为迫于无奈杀了官差,不得不逃命。这与《水浒传》中宋江、林冲逼上梁山的情节十分类似。然而,正常人误杀官差,应当尽可能藏匿于荒郊野外,宋江、林冲们的选择就是如此。然而,比起梁山好汉们被迫“起义”之后又被迫承受“招安”的性格悲剧,韦小宝身上多了一分少年人主动闯荡江湖的浪漫血气,这股昂扬之气构成了他要求茅十八带他去北京“看热闹”的基本动因。同是“跑路”,韦小宝毫无宋江的仓皇流连,也没有林冲的悲愤萧瑟,而是凭借一股“天真”的劲头把一切复杂的顾虑担忧排除在外,主动参与到复杂的江湖当中,克服自己逃犯的身份,成就为命运的主人。最后,韦小宝还能凭这股“天真”成功地从各方势力中抽身,逍遥于人间世。

  一切抽象、笨重的伦理负担,都被这种“天真”悬置在韦小宝的生涯之外,唯有“义气”两字存留。韦小宝的这种“天真”,一方面源于其少年的“赤诚”,另一方面则源于长期沉浸江湖义气伦理氛围中所激发的身体性反应。对韦小宝而言,“义气”并非某种外在施加的伦理道德规训,而是他通过在茶馆里长期倾听英雄传奇,又同时耳闻目睹江湖现实所熏陶出来的生命整体节奏,与他的政治生存手段、雄心壮志乃至于泛滥成灾的低级欲望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互不矛盾。用韦小宝自己的话说:“我又做英雄,自己又唱十八摸……”

  倪匡总结道,韦小宝的性格特点首先在于倔强、狠辣、bwin国际注册勇敢和善于决断。这一切构成了金庸所谓的“适应性强”。的确,这几点都是古典英雄传奇主角的必备素养,也出现在了忠实听众韦小宝身上。倔强且勇敢,说明韦小宝血气旺盛,自尊心强,这是他选择去北京“看热闹”的根本原因。狠辣善决断,说明韦小宝足够聪敏,能够灵活处理政治突发状况。这一切性情在奇遇生涯中日趋成熟,逐渐发展为一种政治智慧,为他的“讲义气”提供了现实保障,同时,“讲义气”也使得具备政治智慧的韦小宝不至于变成“坏人”,而是显得“可爱”。韦小宝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奇人”,在他身上,“讲义气”的内容远比一般人理解的道德尺度更加复杂,其中包含了他对自身整全得失(包括道德得失)的全面判断,理性的谋划和对功名利禄的爱欲全都蕴藏在了一整套“讲义气”的行为处事方式当中。

  韦小宝没读过书,没有文化。他之所以能有机会掌握“讲义气”的政治智慧,全赖他早年对英雄传奇故事的痴迷。每逢韦小宝陷入危机时,金庸都要写他回忆起在评书戏曲中听到的故事,从而获得灵感、解决问题(比如从《赵氏孤儿》里学来“法场换人”)。韦小宝凭他在说书人那里学来的种种经验,足以在政治博弈中胜出。显然,金庸借此想要说明,围绕着“说书”而发生的社会教化除了能够在道德上对民众加以规训,还能够传递宝贵实用的“江湖经验”。

  韦小宝登场的第二回回目“绝世奇事传闻里,最好交情见面初”已经清楚地揭示了“说书”与“义气”的对照关系:“说书”所要实现的教化目标,就是“讲义气”的江湖伦理与智慧经验。金庸用最长篇幅的《鹿鼎记》说韦小宝的“书”,就是为了论证这一命题。

  这样一来,我们不禁会想深一步:谁有资格来“说书”?谁有本事来调教这些江湖人,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走出内心的闭塞,提升自己的志趣与智慧,逐渐进入“讲义气”的秩序当中?

  这个问题提示我们关注《鹿鼎记》除江湖市井之人外的另一主要针对人群——读书人。《鹿鼎记》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在韦小宝的江湖故事内外,穿插了一条关于读书人的命运悲剧暗线,以此让人们不至于在欣赏韦小宝的热闹故事时忘记一些更为严肃的话题。

  全书第一回的回目叫“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讲述了三个相关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三友交游,密议反清复明,并偶遇陈近南;第二个故事是庄允城一家为奸人所害,遭逢文字狱;第三个故事是查继佐结交吴六奇。其中,第二、三个故事的讲述者均是第一个故事里的主要人物。这三个故事均以儒家士大夫为主要人物,但是,这些士大夫在之后的故事当中戏份极少,这让人不禁好奇:金庸为何要用这样一个奇妙的嵌套叙事作为全书的引子?

  首先,不难看到,通过对顾炎武等历史真实人物的心理透视,小说除了彰显笼罩全书的主要话题“反清复明”之外,还隐隐然让读者意识到,这些心怀旧邦的汉族士人虽然学识渊博、品性高洁,却缺少足够的政治实践能力,以至于在清廷的政治高压下手足无措,无法充分自保。作为儒家士大夫,庄氏父子机心有限,未曾防备吴之荣(同为读书人)的阴谋暗算。同样,评述庄家蒙难故事的顾、黄、吕等人虽是硕儒,在道义与见识上都没得说,却在江湖经验方面异常不到位,被朝廷特务抓了现行,若非陈近南出手相救,便已身陷囹圄。

  《鹿鼎记》第一回通过描述这批末代明儒的群像,其实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困扰中国知识人的难题:如何能够“知行合一”,让崇高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旨归化为针对现实的有效推动力量?这当然是一个读书人心中永恒的问题。同作为读书人,为了尝试回答这个问题,金庸在武侠小说中通过这批名儒之口,先后提及了吴六奇和陈近南两个江湖人。他们之所以构成谈话焦点,是因为均背靠清朝第一大秘密社会“天地会”,具备政治实力,足以构成“反清复明”伟大理想的现实依托。

  金庸的第一部小说是《书剑恩仇录》,讲述的是“红花会”反清复明的故事;小说里的“红花会”正是历史上的天地会。“天地会”和“反清复明”构成了金庸“说书”生涯的开端和结尾,可能并非偶然。光是对比陈家洛和陈近南的形象气质,便可看出一种显著的互文关系。陈近南显然不同于陈家洛。众所周知,《书剑恩仇录》故事的根本矛盾其实源于陈家洛的个人性情:他过于“书生气”,要承担的道德担子太多、太重,行事优柔寡断,无法开展有效的领导工作。但陈近南则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领袖人物,在事业上毫无妥协心态,同时又有着老辣的江湖手段和“讲义气”的人格光辉。

  通过让几位名儒在对话中塑造陈近南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金庸提醒我们,这位历史上确有其事迹的陈近南虽然是一位书生,但也是江湖上无人不敬的英雄好汉,是一位早已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谋主”或者说“军师”。这就将陈近南与通俗英雄叙事传统中的诸葛亮、吴用等形象联系在了一起。《三国》《水浒》中的“军师”是兵法家、权谋家,智术高超的同时,也有政治决断力。通过描述以书生形象出场的陈近南在杀官兵灭口时行云流水、从容不迫的行事作风,这份“军师”的气魄得以彰显。陈近南出场后,顾黄吕三位名儒的光辉形象立马变得黯淡稚拙。的确,如果像这三位那样空有济世理想,却缺少诸葛亮的冷静智慧和吴用的阴鸷毒辣,陈近南绝对无法在凶险的江湖世界中立足,遑论组织义军反清复明?通过让陈近南在第一回的末尾以救世主姿态出场,金庸宣告了一种新的读书人——江湖知识人——在未来政治处境中的主宰地位。这种人智勇双全,既有家国担当,又有武功权谋,还有崇高名望,依靠他们,本来一盘散沙的“江湖”得以组织起来。这也就意味着,传统儒家士大夫为了获得政治实践力,不得不投身到“江湖”,成为江湖知识人。为了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金庸在《鹿鼎记》中让顾炎武在数年后一改前态,积极参与江湖活动,甚至被“杀龟大会”拥为“总军师”。显然,顾炎武的转变,正是他向陈近南学习“江湖经验”的结果。

  但问题在于,陈近南、顾炎武他们并不是《鹿鼎记》的主角。在之后的故事里,陈近南完完全全沦为了韦小宝的陪衬人物。诚然,文武双全、义薄云天的陈近南完全可以成为一部“认真”的武侠小说的主角,但金庸刻意让韦小宝取代他来领跑整个“逐鹿问鼎”的故事,显然是要说,即便陈近南也太“书生气”,心头也压着一块沉重的道德巨石——他竟然放不下一个已经灭亡的明朝!相较之下,韦小宝才足够“江湖”,能够用更加现实的态度看待法统、义理和规章制度,因此能够真正承担起领导未来的重任。

  韦小宝觉得,手握重兵的陈近南取朱郑两家而代之,毫无不妥之处。但陈近南毕竟是儒家知识人,虽然懂得行权用诈,但骨子里却有着超凡的修养担当,把忠孝节义看得比什么都重。韦小宝显然无法在个人修养上上升到这一高度。但是,“韦小宝”的心头却又必须有一位“陈近南”。韦小宝百分之百敬重陈近南,原因在于陈近南是“英雄”,讲“义气”,完完全全符合韦小宝听书得来的世界观。金庸特地强调,从小无父的韦小宝早已将师父当成了父亲,这是因为陈近南符合韦小宝对人生典范的全部理解,进而能够填补其心中父亲的位置。

  “韦小宝”和“陈近南”这两个人物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要说清楚这点,我们必须回到陈近南的“军师”身份。在天地会的传说故事中,陈近南是明朝幼主朱洪竹的“师保”,作为“军师”的他,实则是“君师”。金庸安排江湖知识人陈近南当韦小宝的老师,是否暗示韦小宝这类底层游民应当在某种时刻准备成为君主?

  这种可能性,金庸当然考虑过。《鹿鼎记》里,由天地会、沐王府乃至于“杀龟大会”组成的“江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群龙无首”——在明朝已经灭亡、遗裔各自称王的局面下,谁有资格来统领全部反清力量?直到小说的结尾,这个问题的答案才浮出水面:韦小宝偶遇顾、黄、吕、查等名儒,抛出康熙是明君、天下已经太平的铁一般的事实来劝说他们不要坚持“反清复明”。没想到,这些名儒走得更远:

  顾炎武推开船窗,向外眺望,但见四下里一片寂静。回过头来,说道:“我们来劝韦香主自己做皇帝!”

  让韦小宝这个小流氓当皇帝——金庸为何要安排一代大儒顾炎武作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判断?这符合起码的叙事逻辑吗?显然,这里顾炎武“推开船窗,向外眺望”的行动描写是呼应第一回中他因缺乏江湖经验而被朝廷探子偷听的事情。金庸以此暗示顾炎武已经具备成熟的江湖经验,成为了一位十足江湖知识人。对于这类人来说,“行权”是家常便饭——只要“权者反于经”便足矣!金庸甚至相信,拥有更深刻思辨头脑的硕儒顾炎武开窍之后,会比闯荡江湖多年的陈近南在行事上更“狠”更“绝”:陈近南还会至死效忠朱明,顾炎武则看到,只要能够恢复汉人江山,那么,让名震四海、权倾朝野的韦小宝当皇帝没有任何问题……可想而知,一旦韦小宝当了皇帝,治理国家的实权肯定是落在顾炎武等人的手里。韦小宝根本没有统治欲,他永远是一个追求“好玩”的血性江湖少年而已。

  原来,《鹿鼎记》从第二回开始讲述韦小宝故事,其实是为第一回中顾炎武等理想家们遭遇的现实困惑提供应答。金庸由此说明,在试图引发变革的江湖知识人眼里,韦小宝这类人是最应当争取的资源。韦小宝名声大,手段多,又“讲义气”,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宏大视野,只能听读书人和“说书人”的话,显然是领袖的不二人选。

  这样看来,让“流氓”韦小宝而非“英雄”陈近南成为主角,金庸的用心不可谓不深。金庸实则是说,韦小宝这种“流氓”,反而是近古以来江湖知识人们共同盼望出现的理想“明主”。历史上的陈近南、顾炎武如果真的遇见韦小宝这种奇人,“反清”成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鹿鼎记》当然只是“小说”,随意虚构、想象是其本质。

  如今的武侠小说研究者往往会觉得“千古文人侠客梦”体现的是文人自我代入江湖以寻求避世寄托的心态,但如果理解了这种“寄托”背后往往有着冷静的教化意图,也就能够洞察到英雄传奇、江湖叙事可能具备的积极的社会动员效应。

  但《鹿鼎记》却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最后并没有当皇帝。同时,无论陈近南还是顾炎武,其理想最后都未能实现。

  原因很简单:金庸和韦小宝共同认为,康熙显然是比韦小宝更好的皇帝。所以,金庸虽然对陈近南、顾炎武等人表达了适度的敬意,但其实并不同意他们的激进作风。在这个意义上,《鹿鼎记》终结了“千古文人侠客梦”的现实可能——陈近南和顾炎武等江湖知识人,在书中都是悲剧人物。

  然而,之前的结论告诉我们:《鹿鼎记》并不是反讽,不是对崇高英雄的消解,而是一种新的发挥与发展。取代江湖知识人的激进主义而构成新英雄气质的东西,就是韦小宝的“义气”。面对各式各样诸如“当总舵主”“当皇帝”的劝谏,韦小宝当然顶住了诱惑。他早就对天地会的兄弟无数次申明:“皇上要我灭了天地会,我不肯干,那是讲义气。你们要我去刺杀皇帝,我也不干,那也是讲义气。”最后,他以“老子不干了”五字打通了自己的气息,决定辞官归隐。的确,金庸一如既往地让韦小宝也陷入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等人曾经面临的价值冲突当中。但在韦小宝看来,这些冲突全都可以用一种更加务实的方式解决,那就是“跑”——邦无道则隐。于是,当初为了逃避官府追捕而前往北京的他,为了逃避又逃回了扬州,最后隐居大理。

  这就是金庸要塑造的“新英雄”:他血气充沛,能屈能伸,能文能武,还有着常人触手可及的基本道德——讲义气。关键在于,这个在“九流十家”的共同教化中成长起来的民间英雄只有“天真”,却不再“认真”——他不再有儒家士大夫的经世理想,而是任由乾坤为时势推动,治乱随天道变迁。《鹿鼎记》就此让传统的政治理想主义随着韦小宝的隐居化为乌有。韦小宝作为江湖知识人们心中的“理想王”,却恰恰没有什么理想,这并非反讽,而是与其身份完全吻合的——如果韦小宝的野心真的很大,那么江湖知识人也就无法在他身上施行“义气”的教化了。

  《鹿鼎记》问世后的半世纪以来,韦小宝式的江湖英雄也越来越为众人认可。这种新“英雄”未必要堂堂正正、心怀天下,但必须讲义气,因为“做人不讲义气,不算乌龟王八蛋算什么?”但这也说明“讲义气”不是什么特别高的要求,而只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在商业社会的大江湖里,为了让追名逐利的世俗生活得以顺利进行,人人都得讲义气。韦小宝在江湖中如鱼得水,就在于他坚守这条底线,并将其发挥成了一种灵活的智慧,能够成功应对风云突变、尔虞我诈的世界而不失其初心。最重要的是,在一个真正贤明强势且有政治理想的“康熙”涌现于世时,韦小宝能够把“讲义气”摆在“当皇帝”之上,甘愿隐退,这份达观与率真恰恰又值得我们时代某些知识人与民间叙事爱好者们仔细咀嚼。

  金庸在《鹿鼎记》中以韦小宝的形象所凸显的“义气”是在后理想时代用以维持自我本真与尊严的权宜之计。然而,“权者反于经”,“义气”中或许保留了儒家“义”的血脉,包涵着历代传统儒家士大夫投身江湖讲述微言大义而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尽管没有高远的政治理想,但受到英雄传奇教化而讲义气的实干家韦小宝会永远记得康熙是他兄弟,陈近南是他师父,“忠孝节义”是他体内流淌的血脉,“做个好人”是他永远的承诺。这份由金庸讲述的情深义重业已悄悄地嵌入数代读者的灵魂深处。从这个角度说,只要江湖中还有人讲义气,那么传统的理想主义也就有再度实现的潜能。在不久后的未来,当能够超越金庸的说书大师再度涌现时,“义气”朝向“大义”的上升或许终将不再只是理想。

  冯庆,学者,现居北京。已发表论文多篇,两部专著《言辞之后》《古典与青年》即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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